用独特的语言抒写普世的诗——观《那些人》

一个关于流亡者的故事，一首可以读给孩子的小诗。

带着魔幻主义的感性和诗意，导演弗朗索瓦斯·格里埃尔和来自智利的演员发明了一种属于他们自己的原创语言。一个人，荒原里游荡得久了；一群人，迁徙成了存在的方式。会让我们好奇的事情是，这样的他们，会与这个世界发生怎样的冲撞。

法国莉莉拉贝尔剧团带来的肢体偶剧《那些人》的主题即是关于流浪、游牧生活及外来人。《那些人》参加了阿维尼翁戏剧节，在 “克莱蒙-费朗的喜剧”环节上演，后来在法国全境巡演。这一次，他们游荡到了乌镇。

        法国剧团演出的《那些人》是关于流亡者的故事。

空无一物的舞台上，一男一女一对夫妇推上一辆手推车。他们讲着一种“独特”的语言，一种真实世界中并不存在的语言，一种介于法语、英语、西班牙语和音乐之间的语言。

他们从手推车中一件一件地拿出所有的生活必需品：

他们搭起帐篷，支起锅；

他们铺好床铺，挂起鸟笼；

他们熟悉大自然的规则，他们像两头小兽一样收集淡水和食物；

最后，他们从手推车中抱出了两个孩子，一个男孩，一个女孩。

就这样，一个美满的四口之家在城市和乡村的夹缝中安营扎寨了，他们养起了金鱼，唱起了歌。

天黑了，父母休息了，两位演员拿起了象征孩子的布偶——孩子是夜晚的精灵，他们开始窃窃私语。两个白色的手偶，看起来十分简陋，但是在演员们灵活的双手中，他们仿佛开始有了表情。孩子们会交谈，会争吵，甚至还会打闹，孩子们并不知道父母是这个社会的“边缘人”，他们像每一个家庭中的孩子一样健康成长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《那些人》中的成年角色——那对吉卜赛父母相互之间的交谈是主创团队自创的语言，而孩子之间的交谈却是可以被翻译和具体解释的法语。

两种语言的分别使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变得模糊而意味深长。在这样一出极富身体性、动作性和木偶元素的戏剧中，导演为什么还要自创一门语言？是不是就想在父母和孩子之间制造一种区隔？导演想说什么？

也许每个人在出生之初都是具有社会性的，安土重迁和遵循传统的血液流淌在每一个人类身上，都是讲着一种奇特语言的流浪者。

也许“那些人”本质上就是“这些人”，也许他们就是我们。随着时光的流失，迫于社会的压力和对远方的渴望，这些说着法语的孩子注定会渐渐成长。当然这仅仅只是我的一点理解。

翻了一下乌镇戏剧节的官方报刊，导演弗朗索瓦斯·格里埃尔女士在接受采访时曾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：如果说每个木偶都有一个独属于他的木偶之魂，你这部剧中“木偶之魂”是什么样的？

“木偶的灵魂首先代表着小孩，而深层次的意义就是代表过去的时间和记忆”，弗朗索瓦斯如是说。

所以我们是不是还可以这样理解：孩子是历史经验的本能延续，而具有悠久历史的法语则变成了人类集体经验的代名词。也许每一种解释都对，也许这种含混而轻盈的内涵正是这出戏最具价值的舞台美学。

尽管《那些人》整体上如摇篮曲一般浪漫地描绘了流浪者生活的单纯和美好，但导演也没有忘记提醒大家他们作为社会局外人的无助和无奈。

调皮捣蛋的孩子是甜蜜的负担，再琴瑟相合的夫妻也会因为琐事生气和争吵，再加上物质生活的短缺，自然环境的恶劣，以及官方政权的打压和排挤，都迫使这个温馨的家庭经常需要面对生活的波折。

在政治寓言上，导演展示了一点非常“毒舌”的幽默感，她用暴烈的犬吠来代表检查证件的稽查人员。两位演员在这场戏中更是展现了超乎寻常的信念感和身体控制能力，舞台上除了两位流民空无一人，但是他们二位却在声声犬吠中演出了被“城管”围攻的即视感。很激烈，很精彩，很有想象力。

想再多说一点自己的“过度解读”。不知道这位女导演是不是一位自觉的女性主义者，但是她或多或少地在作品中流露出了一点“女权意识”。

这个家庭是由女性主导的。流浪者的身份让父亲很难保护好这个家庭，甚至有时候他还更像一个长不大的孩子，在食物短缺的时候会偷吃东西，会和孩子一切嬉笑打闹。

母亲更像这个家庭的顶梁柱，她的歌声是全家的欢乐，她的愁苦是一家人的困境，她坚持不住的时候就是这个家庭决定离开的时候。

故事最后，这家人的营地被破坏，他们把帐篷重新组合成一艘小船，父亲划桨，母亲掌舵同时唱着歌眺望远方。

家庭是舟，母亲是墙。

《那些人》就像一首读给孩子的小诗，一首儿歌，一幅小画。

乍一看，妙趣横生且不难理解；细想来，却灵动自然又耐人寻味。